談及香港涉外關系，其實早在英國人來到前已有出現，例如張保仔，通過電視劇的傳播，已成了香港身份認同的早期傳奇，其實也是案例之一。假如我們以當代國際關系的「非國家個體」（non-state actors）理論演繹張保仔的故事，就得到截然不同的啟發。

據清代歷史學家袁永綸著的《靖海氛記》，張保仔原名張保，原是廣東江門一帶的的貧苦漁民，15歲時與父親出海途中，遭海盜鄭一船隊搶劫被擄，因生性聰敏和樣貌端好，受鄭一賞識收養為義子，擢升頭目。17世紀初嘉慶年間，鄭一的船隊已發展到相當規模，以大嶼山一帶作基地。而清朝海盜全盛時一度實施聯盟制度，由七名華南主要海盜首領結成「海盜聯盟」，以旗色劃分勢力，規定彼此的海上行為，其中紅旗幫由鄭一統領。這種組織結構，基本上和同期活躍地中海的海盜大同小異，而他們可是歐洲列強都要專門開會討論如何打擊的獨立勢力，可謂「非國家個體」的先驅。中國的華南海盜雖然沒有立國，但活躍範圍卻能達清廷未能實質控制的遠洋，性質已超出一般叛亂團體。

根據《平海紀略》中紀載，張保仔在鄭一意外身亡後被重用（當然內裏有不少不倫故事），逐步成為紅旗幫領袖，不斷擴充船隊，估計旗下有大船有八百多艘，小船超過一千，海盜部眾多達七萬多人，同時配備有大炮，稱霸珠江三角洲。據說張保仔對部下嚴格，處事公正，對敵人寬仁，並非一般海盜套版形象的的大奸大惡。例如也是據《靖海氛記》記載，張保仔與部下約法三章，不可叛逃、劫貨八成歸公、不可奸淫婦女，而且有實質土地，可謂盜亦有道，這也是實行有效管理的一個側面。

值得註意的是，張保仔集團以「非國家個體」身份，已卷入當時的國際關系。他旗下海盜一般以搶劫官船、洋人貨船和澳門官船為主，隨著規模不斷擴展，更襲擊英國、荷蘭、西班牙、葡萄牙船只。此外，每發現洋人船只劫掠中國商船時，往往主動出擊，可見其雖然以清廷為敵，卻不乏大中華情結。

清政府深明張保仔為代表的海盜是中、葡之間的共同隱患，故采用「以夷制盜」策略，積極和澳門葡萄牙人的武裝力量合作，允許葡萄牙人設立武裝部隊和和建立炮臺，以配合清政府圍剿海盜的行動。在迫使張保仔投降的圍剿行動中，澳葡武裝力量奉命支援清政府，乃當時罕有的「中外國際合作」。據《大公網》整理的史料，1809年即嘉慶14年，清葡聯軍包圍張保仔九日九夜，張保仔的船隊卻借機機會在大嶼山一帶整修，最後從容突圍，但成了「國際目標」後，「霸權」已差不多終結。

隨著海盜集團的生存空間逐漸縮小，張保仔最終向清政府投誠，但卻是澳葡判事官一度負責與張保仔談判、協商招安後的安排。1810年即嘉慶15年，張保仔正式被招安，時任兩廣總督百齡親自到香山縣受降，受予張保仔「千總」官銜，他的部下亦封官或退穩。當時清政府接收紅旗幫眾達一萬六千人，船只二百八十艘，火炮和兵械無數，不過這數字已不及全盛期的實力了。用今天的視角，整個招降過程，都是兩國合作消滅一個不可測的非國家個體，而其實當年攻占臺灣的鄭成功與海盜之間，也只是一線之差。

假如我們要找當代國際關系的海盜案例，來比較張保仔昔日的「海權」實力，當今能作為非國家個體的海盜集團，首推近年橫行印度洋的索馬里海盜，特別是綽號「大嘴」的首領穆罕默德·阿布迪·哈桑（Mohamed Abdi Hassan）。哈桑在索馬里因內戰成為失敗國家後，自2004年起盤踞印度洋海域，實力雄厚，海盜船有高科技配置，目標都是國家級。例如2008年劫持沙特阿拉伯超級油輪「天狼星」號時，其載有貨物總值超過一億美元，哈桑因此得到三百萬美金作贖金。更轟動的是同年劫持肯尼亞向俄羅斯訂購的軍火船，並利用美、俄之間的互相猜疑與雙方周旋，開出三千五百萬贖金，其發言人更煞有介事接受新聞采訪，聲稱對武器本身不感興趣，自己是在進行「公海巡邏」雲雲，似認為根據國際法，他們作為「非國家個體」在公海行使權力完全合理。

哈桑和張保仔都曾獨當一面，但同樣面對政府壓力，哈桑最終也與張保仔一樣退下陣來。2013年哈桑聲稱退休，估計是索馬里海域國際部隊長期聯合執法，導致海盜收入驟減。後來比利時政府成功誘捕哈桑，將之判刑，其結局遠不如當年張保仔投誠般瀟灑。但這並不代表「非國家個體」的空間減弱，反而反映任何主權國家控制減弱的地方，就自然會出現他們的蹤跡，而在人類歷史，這才是正常現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