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刻身在非洲索馬利蘭，遇到一位英國女contractor。她說在索馬利蘭前後數年，我是她遇到的第二個遊客，上一位是一個已經遊遍世界的八十歲富豪，所以遇見我很興奮，但也懷疑我不是「真遊客」。告訴她我是「香港Simon」後，她就立刻把我起底，功力令人震驚。由於她從前遇上的華人，都不大願意溝通，就這樣，我們共進晚餐，談了很久，也令人再三思考人生。

這位女contractor年齡和我相若，並非一般生意人，而是學者出身，英國一間大學的中東研究博士，也曾在大學任教。但她很快發現，學術界只是一個官僚醬缸，全職工作天天要兼顧種種無聊行政工序，學生也大多視之為形式主義學店。她在為學校的中東金主友人學生「修改」博士論文後，發現再也受不了，毅然走到商界，通過善用她的國際知識、人脈網絡和歷險精神，賺了在大學幾輩子也賺不到的錢；不過這還是其次，重點是找到自己，也找到自己的人生。

這類背景的朋友，其實我認識不少，都不是學校可以培養出來的奇人。她說父母從小培養國際視野的方法，就是在其他家庭到西班牙渡假的時候，卻會舉家到也門放暑假；其他小孩玩公仔時，她卻和姐姐進行認國旗比賽，背誦了全球所有國家國旗、首都後，再學習已不存在的國家、所有國家的前都，然後是不同航機、戰機的型號，不需要老師，已是國際專家。她工作的國家包括伊拉克、阿富汗、利比亞、索馬利蘭、波斯尼亞…… 一律是一般人避之則吉之處，她卻連渡假也要到這些地方，初時容或是歷奇，但到了今天，自然是要鞏固自己的相關網絡和不可取代性。

對一個學者而言，這是否「本末倒置」、「誤入歧途」？其實恰恰相反，這樣的生活，比躲在快將被大數據、人工智能顛覆的傳統大學象牙塔，遠遠「學術」得多。她在實踐中發現的國際社會潛規則，遠非學院派所能掌握，例如在索馬利蘭這個不被承認的國家，她會知道怎樣和數年改變一次的「民主」政府打交道，也就是哪類官員要「背後操作」、哪些海歸精英的離地缺憾可善用，這和遠洋歌頌這裏有「民主制度」，完全是兩回事。她昔日的博士論文以以巴衝突為題，根據學院規矩，調研需要拿一堆同意書，她自己氣不過，就用「自己的方法」走到加沙，再認識了當地知情人士拿數據，這樣的魄力，就不是大學官僚所能想像。

和大學教授相比，這類「contractor」的社會資本也要豐富得多。由於無須有單一僱主，除了為西方基建、能源大企業服務，有時也會半義務性質的為國際基金會、慈善團體工作，調和一下心靈，於是國家領導人、財團領袖和叛軍，他們都會認識。而且罕有的在地求生本能，也會慢慢鍛鍊到，像從索馬利蘭走到恐怖份子大本營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，途中各方勢力佈滿check points，如何繞過主要check points、以免去不斷被濫收的買路錢，一旦被綁架時又如何應對，在哪些地方不能使用衛星通訊以免被成為目標，這些都是在危險地方工作久了，才能培養的「common sense」。忽然想起剛在飛機上看過的電影《第一眼戰線》，講述傳奇獨眼女戰地記者的一生，面前這一位，不正是活生生的樣板？再想起認識的香港前輩何醫生，晚年才在沒有專業訓練下入行，卻晚節不保，更絕欷歔。經常有朋友、讀者問，讀了國際關係可以幹什麼，其實每人的生命是否過得精彩，都是自己掌握的。

小詞典：Marie Catherine Colvin (1956-2012)

電影《第一眼戰線》(My Private Wars) 女主角原形，著名戰地記者。美國出生，耶魯大學畢業，1985年起在英國《星期日泰晤士報》工作至死，自從成為第一位訪問利比亞領袖卡達菲的西方記者，逐漸成為報導全球危險地區的王牌，曾多次獲不同機構的年度記者獎。報導斯里蘭卡內戰時遇襲失去一眼，最終在2012年追蹤敘利亞內戰時，被政府軍定位追蹤炸死。